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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综述

来源:刑事司法学院 发表时间:2015-12-29 00:00:00字体大小:

 2015年12月20日,由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主办,山东省“十二五”刑法学特色重点学科、滨州市滨城区法学会、山东黄河律师事务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检察院承办的“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滨州市召开。来自山东、河南、天津、辽宁等省内外刑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年会开幕式由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十二五”刑法学特色重点学科带头人曲伶俐教授主持,滨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胡炳山同志致辞。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张霞教授作会议综述,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学校副院长宋云峰教授致闭幕辞。根据工作需要,本届年会还增选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宋文娟为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新建、滨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俊民、临邑县人民法院院长牛庆华为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本次会议设“惩治腐败犯罪法律规制研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机制研究”、“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研究”、“社区矫正法制定研究”四个主题。共收到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论文55篇。其中“惩治腐败犯罪法律规制研究”15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机制研究”6篇;“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研究”12篇;“社区矫正法制定研究”10篇;其他主题12篇。围绕着上述专题,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现将主要观点按照主题的顺序综述如下:

一、惩治腐败犯罪法律规制研究

有学者研究贪污、贿赂犯罪的客体问题。在驳斥理论界充斥的“法益说”的基础上,提出以“义务违反说”作为犯罪的本质,进而主张应以“修正的义务违反说”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侵害客体,并进行了相应的论证。

有学者研究贿赂案件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问题。指出,律师会见可以使侦查工作更加规范,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贿赂犯罪侦查中律师会见的现状,提出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同时增强贿赂案件的侦查能力和水平,正确应对律师会见对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有学者研究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疑难问题。认为对于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在遵循刑法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还应具体判断判定渎职行为是否为损害结果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以及损害结果是否在正当职权行为所保护的范围之内。

有学者研究我国现行反腐败的刑罚改革问题。立足于实务立场,建立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指出了实践中反腐败的刑罚适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罪刑失衡;非监禁刑多,量刑偏轻;附加刑适用很少且单一;酌定量刑情节适用较多、作用较大。并进一步分析其问题的成因:如立法配刑不合理;量刑活动紊乱;侦查机关对量刑证据收集不足等。提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种现象进行矫正:改革涉案数额规定,建立衔接刑罚制度,对“终身监禁”等进行明确;严格缓刑和免刑适用标准;对贪贿犯罪立法增加附加刑,特别是身份刑和财产刑;改革传统量刑方法,建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制定贪贿案件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有学者从权力关系的视角研究腐败预防的问题。首先,对权力监督制度进行了全面反思,认为权力监督形成了绝对权力,将制度因素置之度外,最终“治标不治本”。其次,主张权力制约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优势,并指出权力制约制度建立的一系列基本要求。

有学者研究职务犯罪侦查适用的监视居住问题。指出监视居住在实践中适用率较低,原因在于法律条文表述不明,办案人员对监视居住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适用监视居住或导致重大办案风险,以及执行监视居住存在现实困难。针对此一现状,应从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执行程序、执行变更以及国家赔偿五个方面寻求可操作性的方案,求得办案效果与人权保障的兼顾。

有学者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借镜,对我国反腐刑事立法的完善进行反思。从程序上,借鉴《公约》反腐败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引渡与移管的相关规定,以及对刑事诉讼案件移交的相关规定;从实体上,则应借鉴《公约》的规定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并修改若干腐败犯罪罪名。

有学者研究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的问题。认为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司法认定,最大的问题是将不应当处罚的利益视为不正当利益,从而扩大了犯罪圈。进而指出,对于利益,应当区分正当、不正当与竞争性利益。非法利益并非当然的不正当利益,只有在侵害的利益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时,两者才是等同的范畴。对于竞争性利益的认定,遵循以规范内需求实质主义的路线,不能简单的将手段不正当视为行贿罪的不正当利益。

有学者研究刑法修正案九中的390、391条。以法条为切入点,分析了条文修订的宏观的社会背景与具体的法律背景,并指出这一修订完备了我国的行贿犯罪体系,也完善了对行性贿赂犯罪中关于特定关系人员的罪名设置。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一是依然没有能够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不当思想;二是向特定关系人行贿罪与行贿罪在量刑上不一致。

有学者研究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的司法认定问题。认为国有单位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从事公务”和“委派”两个方面进行限定。“从事公务”要求行为人所从事的公务应当具有管理性,即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委派”则要考察其是否由国有单位委派或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党委、党政联席会批准或决定。“从事公务”是实质标准,“委派”是形式标准,二者缺一不可。

有学者研究我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的原因。认为法制的不健全是导致公务员道德失范的主因,并相应地提出,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有效经验,采取科学合理地人事制度,并加强互联网对行政工作的有效监督,以防止公务员道德失范现象。

有学者研究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人的刑事责任。从行贿与受贿的对合关系入手,分析了导致行贿人刑事责任缺失的原因:立法缺陷与司法功利。并指出应从社会因素、法律因素以及国家因素三个方面论证了加强行贿犯罪刑事追究的必要性。

有学者研究行贿罪中的感情投资行为。指出,感情投资行为具备法益侵害性与刑事可罚性,但因现行刑法立法阙如及司法认定门槛高而无法对其予以有效规制。对此有必要将其侵害的法益由廉洁性说过渡到不可收买性说,摆脱“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束缚,还原其行为犯本质,并将贿赂的内容扩展到满足受贿人需要的一切利益,并进一步借鉴剥夺犯罪能力之刑罚目的革新刑种与刑度,加强行贿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有学者研究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我国反腐刑事法治问题。认为现阶段反腐立法愈趋严密,但仍不能与我国反腐的现实需要相适应。有必要加强网络反腐方面的法律规制,秉持“零容忍”的反腐刑事政策,在贿赂范围、受贿罪与贪污罪的法定刑分离、废止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等方面对腐败犯罪作进一步的完善。

有学者研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为该罪虽历经三次变动,但其行为特征并未明确,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较大分歧。财产、支出或者“财产+支出”超过合法收入均是本罪的前提要件。合法收入应作扩大解释,实质意义是指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财产。另外,该罪的侵害法益是国家正常的司法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机制研究

有学者研究纪检监察机关查办腐败案件与刑事法的协调。指出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调查程序,事实上已经成为司法机关惩处腐败犯罪案件的前置程序。这一现实对现行刑事法律的冲击体现在:对自首制度的挑战;证据认定衔接的混乱;刑期折抵的缺失;采取强制措施实施“双规”及抗拒脱逃者的法律责任的缺失;被调查人员的权利救济规定的缺失。应对的措施在于,将目前的组织调查程序改造成弹劾程序,纳入法律的规制范畴,作为刑事追诉程序的前置。

有学者研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阐述了二者衔接的基础与意义,分析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如完善立法、建立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加强监督等。

有学者研究环境执法领域中的以罚代刑现象。在分析了以罚代刑现象的表现与实害的基础上,将这一现象的成因总结为“四不一缺”,即环境行政机关基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而将本该移送至刑事司法机关的案件未予移送而自行消化。并进而指出,应从理念与制度入手来对该种现象进行规制。

有学者研究全面法治视野下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体制。认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既是一个法理问题、又是一个实践课题。从法理上,二者有着内在的支撑点与法律依据;从实践上,二者有着共同的现实需求。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规范立法与完善制度。

三、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研究

有学者从社区矫正法定化的视角,研究我国自由刑执行机制一体化的构建问题。认为我国自由刑执行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应当进行整体调整。关键在于,促进监禁刑与社区矫正一体化改革。统一执行管理,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建立科学的罪犯危险评估程序,并完善缓刑与假释审查机制。

有学者研究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问题。在考证社区矫正的历史与比较中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异同的基础上,指出社区矫正对于罪犯的改造须在一定的法律监督之下进行。应注重“效果”监督,发挥检察监督的导向作用。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置于社区内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现象进行的监督。

有学者研究罚金刑的执行机制问题。该文指出,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适用率高、执结率低的现象。刑法修正案九对罚金刑设置、执行等问题做出了新的规定,但并未解决长期困扰罚金刑执行机制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罚金刑的执行机制予以完善:更新罚金刑的基本理念;改变罚金刑执行的方式;建立健全罚金刑执行的保障机制。

有学者研究我国当前保外就医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当前的保外就医制度存在着法律不健全,审批机关多导致责任不明确,监督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应采取确立诊断医师的责任追究机制,统一保外就医的审批机制,健全保外就医的执行程序,完善保外就医的监督机制等相应措施。

有学者研究“暂予监外执行不计入刑期司法化”给监狱工作带来的新挑战。认为这一挑战主要体现在对监狱干警的取证能力以及相应的文书书写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今后应强化证据意识,转变监狱干警的执法观念;并且借鉴减假工作,探索执法文书的规范操作,以应对这一挑战。

有学者研究监狱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监狱服刑人员构成日趋复杂化,对服刑人员教育改造工作的要求更加社会化、专业化。因此,应从入监教育、文化与职业技能教育、劳动与日常管理教育、罪犯心理矫正工作、监区文化建设、出监教育六个方面来加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探索科学的教育模式。

有学者研究刑罚执行体制统一背景下的刑罚功能问题。认为刑罚功能可以体现在针对不同的对象上:对犯罪人具有惩罚和矫治功能;对被害人具有安抚和补偿功能;对社会则具有威慑、教育与鼓励功能。

有学者研究刑罚的轻缓化问题。认为刑罚轻缓化是刑罚由重至轻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在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时,对犯罪人的刑罚裁量尽可能地从轻从缓。刑罚的轻缓化有利于人权的保障、社会保护以及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并进而指出,我国应摆脱重刑主义的思维,完善刑罚体系,以实现轻缓化。

有学者研究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认为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制度存在着执行程序不科学、适用条件过于狭隘以及监督机制不到位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刑罚功能的发挥。因此,应遵循减刑、假释程序的科学性,完善适用条件,以及加强程序的监督机制,以完善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

有学者研究用保安处分分流覆盖劳动教养对象是否可行的问题。认为后劳教时代,对于原本按劳教处理的对象应将其保安处分化,以其在实践运行中的发生概率以及社会危险严重性为依据决定是否再作刑罚化分流,并以轻罪化制度作为界限控制再分流数量,此举有利于预防与惩治违法犯罪。

有学者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研究职业禁止制度及其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认为职业禁止就其本质说是一种保安处分。应遵循保安处分的基本原则:必要性与相当性。因此,在适用前提、适用根据与适用后果以及诉讼程序上均应贯彻此一基本原则。

四、社区矫正法制定研究

有学者研究社区矫正的程序体系。认为在注重社区矫正实体制度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了社区矫正制度程序体系的完善。并针对社区矫正的过程监管程序、过程评估程序、检察监督程序以及适用前调查程序提出具体的建议。

有学者研究社区矫正的立法原则。指出理论界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原则并没有达成共识,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因此,应从宏观上确立民主、科学和法治原则,从微观上确立统一性、以人为本、保护弱势群体、刑罚个别化、形式多样化、突出程序保障原则。

有学者研究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问题。认为新刑诉法在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的同时也给这一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应尽快完善相关社区矫正立法,加强检察机关的队伍建设,以便应对这一挑战。

有学者研究自我效能理论在社区工作中的运用。认为自我效能是个体对组织和实施达成特定成就目标所需行动过程的能力的信念。自我效能高,个体会更加积极的完成某一行为,自我效能低,个体则会消极面对。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意义重大。

有学者研究复合型社区矫正制度。认为社区矫正的性质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而是一种复合型的处遇方式。并指出,这一认定不仅可以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而且可以更加严密我国预防犯罪的法网。

有学者研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认为建立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极为必要、并针对现实中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之策。

有学者研究社区矫正的构建与完善问题。指出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队伍建设落后,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低,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还不完善,没有配套的法律体系等突出问题。因此,应建立全程化网络管理和监控制度,加强我国社区矫正队伍建设,培养社区矫正专职人员,加快我国社区矫正立法进程,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有学者研究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非监禁刑适用普遍偏少,社区矫正主体不明确,社区矫正的监管不力,社区矫正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因此,在未来应构建非监禁刑执行和社区矫正的科学体制,提高社区矫正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加强监管机制,对社区矫正实行全程化网络管理。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有学者研究我国农村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问题。认为农村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问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如何因地制宜的建立适合我国广大农村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模式意义深远。根据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

有学者研究社区矫正的定性及制度建构问题。认为根据法制发达国家对于社区矫正的发展和制度构建带来的启示,社区矫正应当是刑罚体系的一部分,因此,结合刑罚理论和国外先进经验,参照几何学三维空间定位的方法,应当建立一种由人身危险性决定矫正强度,由犯罪类别决定矫正方式,由被矫正者的响应性程度适当调整矫正时间三位一体的矫正模式。

五、其他问题研究

有学者以案例为切入,探讨了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人员死亡的案件定性问题。认为从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两个方面,应否定行为人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而成立过失致死的责任,并可以视情形对其免除处罚。

有学者研究非法拘禁中的暴力致人伤残的定性问题。认为如果是非法拘禁行为本身导致的伤残结果,则适用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如果是非法拘禁行为以外的暴力行为导致的伤残后果,则适用转化犯的规定,认定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

有学者研究检察权的优化配置问题。认为我国检察权在配置模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限制了检察权整体效能的发挥。并指出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应体现法律监督的应有要求。有学者则从检查宣告制度入手,探讨了检察权司法化的有效路径。

有学者研究以儒家法律思想为背景,分析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指出非正常死亡的根源在于公安权力的封闭化导致的人权救济不力。并提出应借鉴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来对该种现象进行反思与应对。

有学者研究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启动和完善。认为检察机关的强制医疗监督体系应从行政化走向司法化,并积极发挥检察机关在强制医疗过程中的监督职能。

有学者研究公诉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功能。指出公诉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意义与原则,以及具体的路径。

 在会议期间,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参观了滨城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工业园区检察室,并就派驻检察室的相关工作和创新做法与检察室工作人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年会主题明确,各种观点频繁交锋,讨论热烈,充分体现学术自由。在历时一天的大会讨论中,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为推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

 

 

 

 

                                  

                                                                                                    执笔人: 孙杰 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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